张有芷  

2006年9月30日中午，从嫂嫂来的电话中得知哥突然去世的消息，当时真是难以让人相信、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的事实。几天之前，我还与哥通过电话的，他在电话中说近来身体还好。本打算国庆节后去北京看哥的，没想到却留下了终生的遗憾！

哥在2005年患病后，我曾探望过他两次。一次是在2005年3月，哥在北京宣武医院住院治疗。我来之前，新中弟已经陪伴哥十几天了。另一次是在同年10月，哥早已出院，在家休养。病情得到控制，康复良好，活动基本自如，但体力欠佳，易累。使我后悔的是，这两次探望，都没能做到尽心尽力。我后悔哥在住院时，没有陪伴到他出院，本应一直等到嫂嫂好朋友的女儿王女士来到哥家。就算我家有事要提前返汉，也应请新中弟再来北京。因新中说过，需要他的话，他再来。我后悔10月那次与哥见面，在哥家只待了一天半，何况当时嫂嫂身体欠佳。哥叫我多留几天，嫂也劝我多陪哥几天。而我却因有其他事先约好的事，没能留下。回武汉完成了这些事后，又没再去京探望哥，以致这次与哥见面是最后的见面。回想起来真后悔莫及！常常心中感到无比遗憾和愧疚！

哥比我大6岁，我读小学时，他已读中学了。抗战胜利后，我们家从兰州回到武汉，哥去了南京。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南京名校??金陵中学。哥住校就读，直到他高中毕业。这期间，我们家从武汉回到老家滁县，又从滁县迁到南京。哥因住校，只有寒暑假才能和我们在一起。在南京时，他星期日有时回家。1950年哥考上大学后，很少回家。1955年，哥大学毕业工作以后，就更少回家了。1957年，哥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后，在一人遭殃、株连九族的极左路线下，他生怕影响我们，从不与我们联系。即使偶尔见面，他也是沉默寡言，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实际上，他就是不与我们联系，这条极左的路线也不会因此而改变。他遭遇打击的二十年间，我真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我小时体弱多病，记忆力差，能记得的往事不多。早期和哥在一起时，他很少谈论他自己，我也不敢多问；因此对哥的了解较少，对其内心世界更是知之甚少。后来惊喜地获知哥被评为1976年吉林省先进科技工作者、出席了1978吉林省科学大会并调回了北京水科院。此时的哥，不仅已是吉林省的名人，而且在整个水利界也小有名气了。近几年，从哥的专著、嫂嫂寄来的材料及他的同行们对他的评价中，才知道我的哥是一个有坚定理想、有追求、有抱负的一位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、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好哥哥。

活泼、顽皮、聪明的男孩

小时候，在我的印象里，哥是个性格开朗、活泼、调皮并十分聪明的男孩。在兰州期间，我曾和他睡一张床。哥要早早起来去上学，而我可一直睡到太阳照在床上。有一天，我醒来时，发现我床头有一只猫，把我吓了一跳！原来是哥放的。

他没事时和我一起玩，用手弹我的手肘部，有非常酸麻的感觉。他说这部位有一根麻筋，弹上去就会酸麻。

哥还教我用手来吹口哨，用弹弓打麻雀等等。可见，当时他是很顽皮的。

父母对哥的教育抓得很紧，专门请了国文老师强化他的国文学习。每周规定背诵老师指定的古文，背不出，就罚跪。哥很少被罚，常能背诵，所以哥的国文基础相当好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我家从兰州迁到武汉。哥在南京读书。 暑假才能回家。我们家住武昌，家附近有座小山，哥常带我上山玩。山上有一种小草，哥说这草的心可以吃，他拔了一些吃，也给我吃，真的，它的汁是甜甜的。

1948年我们回到老家滁县。住在伯父家的大宅子里。这是座老宅，比较旧，有好几进，共有几十间房间。有的房间没有天花板，有些潮湿，梁和撑梁的柱子都是全木的。暑假的一天，我和哥在这儿玩，哥赤膊站在蹬子上往柱子上挂东西。突然，一条花蛇从屋顶上掉下来，恰巧沿着哥的脊背滑下，我吓得哭了起来，而哥却十分沉着，一点没有怕意。我求他快把蛇打死，哥说这是家蛇，不能打。可见当时他已有保护生态的意识了。

在滁县我们没住多久就全家搬迁到南京，住在宁海路58号。这是一座二层的楼房，后有一个大院子，楼房旁还有汽车间和几间平房。据说这房子的主人已逃往台湾，管理人怕房子被共产党没收，而让我们免费暂住。哥只有在暑假和星期天才回家住。哥单住一间，他房子里挂了许多他画的画，哥经常在阳台上锻炼身体。听妈说，哥的学习成绩非常好。这期间，爸爸在北京工作，家里两个弟弟还小，哥就成了我家唯一的男子汉。我们住的房子太大，空荡荡的，到了夜晚，只要哥在家，他就要把各房间巡查一遍，关好大门，好让妈妈安心睡觉。

哥就读的金陵中学环境优美。有一次哥对我说，你到我们学校来玩玩，看看我们学校，我请你吃冰琪淋。于是 一个星期六下午，我带着新中弟一起来到哥的学校，哥带着我们参观。给我的感受是，这所学校真大！真美！哥带我们参观学校的目的也许是要我好好学习，将来考上好中学。

1950年哥考上了大学，此后，我和哥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了。

孝敬父母，关爱弟妹

哥是一个孝子、常为别人操心的人。

在兰州时，哥放学回家，总是首先向母亲报到。一天，母亲在躺椅上闭目养神。哥放学回到家，走到母亲身边，本想叫妈的，看到她闭着眼睛，仔细叮着妈妈看，发现妈妈真的睡着了，怕吵醒她，他才轻轻地走开。

在滁县时，只有在寒暑假，哥才回家。所以母亲在伙食上对他特别关照一些。暑假的一天，我们在院子里吃晚饭，母亲给哥一个咸鸭蛋，而她自己没有。看到此情景，哥哥一定要把这鸭蛋省给妈妈吃。两人推来推去，直到妈妈发脾气说，你再不吃，我就要扔到墙那边去！哥见妈妈生气了，才把鸭蛋拿到自己面前。此时妈妈笑了。

1950年夏，哥高中毕业，考取了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。他选择了哈工大。一年后他回南京过暑假，整个假期都未与中学同学聚会，和我们也很少说话，成天待在家里埋头翻译《斯大林文化宫》。当时我认为哥是为了学好俄文。直到2007年秋，我在南京才听大中弟说，哥在入大学时，父亲是借钱给哥作路费的，哥是为了还钱才去挣稿费的。翻译稿费约100多元， 40元还债，剩余的大部分丢给了家用。哥真有志气而且用心良苦！

哥读大学后不久，母亲就因患癌症不能再去上班了（母亲原在陶行知师范附小教书）。家里经济也开始吃紧。哥在哈尔滨读书，离家太远，不可能每个假期都回家。在母亲病重已不能起床的1953 年夏天，哥回家看望母亲，他成天坐在母亲床边一张方桌旁看书，守候着，从不外出，也不会见同学、朋友。每次我们给母亲换床单时，哥就把母亲抱起来，等我们换好后，再把她轻轻地放回去。这年9月，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母亲去世后，我们一家6口全靠父亲一人工资生活，显然经济上面临极大压力。我读初中时已交不起学费，不得不向校方申请减免学费，并申请助学金，在学校免费用中餐。哥大学毕业，就立即把每月大半工资往家寄。他被错划为“右派”后，嫂嫂每月往家寄钱，从未间断过，直到我和新中弟大学毕业，走上工作岗位。我们能有今天，除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外，哥嫂功不可没！

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我们家从安徽到湖南到兰州再到湖北、安徽、江苏，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，我几乎没有好好读书，加上我从小体弱多病，小学学习成绩很差，小学勉强毕业。小学毕业时，哥曾对我说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将来长大要出去工作，千万不要成为只会围着灶台转的人。高中毕业考大学填写志愿时，哥建议我学气象学。我按他的建议，考上了南京大学气象系。大学毕业后，走上了工作岗位，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。这和哥从小对我的启迪和关爱不无关系。

我读高中时，新中弟读初中，他和我同校。新中弟喜欢画画，哥哥知道后非常支持，汇款来帮助购置画笔、纸和油彩等绘画用品，培养他并创造条件发挥他的绘画才能。由于有了这些有利条件，在老师的指导下，新中弟在初中时画的画，参加了南京市少儿画展，并获奖。后来，新中弟的画还被选送到国外展览。

虽说我和哥在一起的时间很少，但每次见面都是非常开心，每次分别都是依依不舍。哥每次来汉出差，都要抽时间来看我，每次我去北京看他，他都要把我送到汽车站甚至火车站。

有一次，哥来武汉出差，带来一大捆小人书，给我两个在小学读书的女儿看。这堆书足有5斤重以上，从那么远带来，真够累的。我把它们藏在床下，两小女表现好时，就拿出两本给予奖励。这事在我两个女儿的记忆中，非常深刻。

还有一次，哥来武汉，带来北京新鲜柿子，也是挺重的。武汉没这种柿子卖。他就是这么一个总关心着我们的好哥哥。

1999年嫂生病住院，我去北京看望她。哥一定要到火车站来接我，我对他说，嫂嫂住院，你一人够累的，千万不要来接我，我能找到你家的。而哥说，这几年北京变化大，你会不认识路的，我一定要接你，并叮咛说下车后怎么出站，他在什么地方等我等等。下了火车后，按哥指定的方向出站。我一眼就看到哥站在那里盯着出站的人群，我心里一振，这么早，你何必来接我啊！我们一起到了哥家，他还在前一天专门为我烧了红烧肉。一周后，我返回武汉时，哥又要送我去火车站。我说，去车站的路我已认识了，你这么辛苦，不要送了。可是哥坚持要送，他一直把我送到进站口，才回转。哥生怕我有什么不顺。

从哥家到火车站，我即使乘出租车去火车站，哥也要送，说你是外地人，司机也许会绕路开，多收费的。哥就是这样一个总爱为别人操心的人。

哥不仅对我如此，对弟弟也是这样。每想起这，内心愧疚啊！我为哥哥做得太少了！

铁铸的骨头

2005年3月，我在北京宣武医院陪伴哥几天。每天下午，陪哥去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练。从住院部到康复中心，要经过一个小花园。哥要在园子里坐一会，晒晒太阳。也许是在病房里待得太久，到了户外，感到空气特别清新，哥的精神好了许多，话也变得多了起来。谈到他希望与黄委会同志去黄河上游考察；谈到世界银行请他审查某个项目的情形；谈到水科院领导对他的关怀，退休后一直回聘他，并给他的回聘费是在当时也是两个最高的之一；谈到台湾方面邀请他去台湾讲学：谈到曾为同事争取住房等等。哥谈了许多许多。有一次他说：“一个同事说，我的骨头是铁打的，他这样评价我，我感到惭愧啊！如果我的骨头真是那么硬的话，我就活不到今天了”。说到这，他沉默了。我说，是啊！在极左路线统治中国的年代里，不少品学兼优的学生、有成就的知识分子、老党员、老干部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、反革命分子、反党分子、右派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莫须有的罪名。他们这些好干部、好领导、好同志遭到无情打击 ，有的被活活整死，而且死得很惨。为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彭德坏元帅，就是因为骨头太硬，才遭到无情打击，含怨而死！

哥的同事说他骨头硬，我想意思是指他有坚定的信念，在逆境中具有坚忍不拔的大无畏精神, 虽遭遇非人待遇，仍能挺直腰杆，正确对待自己，对待环境，顽强地活下来，并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为人民、为社会做贡献。

说哥骨头硬，意思也是指他为人正直，心怀坦荡、对工作一丝不苟，能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，不受外界影响。记得有一次哥从三峡工地来武汉我家，说在三峡工地审查某项目时，他发现了施工中存在的问题。在场的领导和专家起先未重视，但后来还是接收了建议，修改了施工方案。

哥说他感到惭愧，我想意思是，在他的头脑里，“硬骨头”的标准很高。他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，但是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。哥对他遭到迫害的、人生最宝贵、最能做出成绩的20年的青春年华，还是感到遗憾。如他在《水利情》中所述：“我很羡慕那些比我年长的学者，他们被打成右派、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时已经成长为大树，风暴一过照样郁郁葱葱。我当右派时才24岁，在学术上还是一株幼苗，如何能经受20年的狂风骤雨的摧残”。这20年是人生最有活力、精力最旺盛、最富有创造力的20年！在哥被平反后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，哥重新回到了水科院。年已45岁的哥，离退休年龄只有15年时间。他全力投入到水利事业中，做“生命最后的一次冲刺”。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，以夺回失去的20年，去完成这20年本可做的而又未能做的工作，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人民献出自己还剩余的光和热。哥的后半生，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大量工作。仅从他同事写的缅怀哥的纪念文章中得知，哥主持、参加完成了大量设计、施工、科研工作。到过近30余座水利工程工地。凭着他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解决了诸多设计和施工中的技术难题，为国家节省了数亿元资金；发表论文100多篇、专著二部、合著三部、译著二部；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者奖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、三等奖1项，吉林省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3项，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、二等奖4项、三等奖2项，大禹二等奖2项等诸多奖项；作为博士生导师，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。水利界同行们称他为“水利巨匠”、“一代大师”、“把自己还剩余的光和热，全部献给他所挚爱的水利事业”。哥为水利事业做了这么多贡献，直到他临终前还认为自己做得不够，尚没有达到他对自己要求的标准。

未能完成第三本著作

哥进入古稀之年后，打算写三部专著。完成第二本著作时，不幸患上了脑梗阻病，被及时送进北京宣武医院抢救。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，有针对性地给予治疗，用药也经过慎重考虑， 在治疗脑梗阻的同时，采取不影响心脏的治疗方案。经过打吊针、吃药和康复训练，恢复得很快，从不能起床到可以独立行走，日常生活基本能自理。半年后，我见到他时，看他气色很好，虽还有点后遗症，左手不大灵活，但行动基本自如，还能上街买菜，真为他高兴！

一天，我陪哥去宣武医院复查，我问哥，你在发病前有没有什么先兆？哥说有。我又问，你有什么表现呢？哥说最明显的是耳鸣。我问，你去看医生了吗？哥说，看了，花了100元挂了个专家号，专家只开了些药，我就回家了。哥还说，当时要做进一步检查，吊点滴就好了。我当时感到太遗憾了。因为我在医院B超室门口的宣传栏上，就看到脑梗阻发病的先兆等等表现的宣读资料 。哥发病前有耳鸣等现象实在太典型了！难道这位医学专家不知道吗？为什么不为哥做进一步检查？由于医生的不认真、负责，致使哥得了本来可以避免的病，受了许多痛苦，也耽误了许多用以写第三本著作的宝贵时间。

2006年9月初，哥正着手撰写第三本著作《隧洞工程的科学与技术》时，出现了脑供氧不足的反映。嫂嫂及时把哥送进医院检查和治疗。哥在医院住了20天，医生根据哥的身体状况尚好，症状有所改善，同意出院。可是，哥才出院不到两天，就离开了人世。难道医院对此不应负有责任吗？哥在医院20多天的时间里，医生没有给哥进行全面检查吗？哥有心脏房颤的毛病，就没引起医生的关注？

如果医生医术精湛一些，对病人真正负责的话，哥不应这时就离开人世。他的第三部专著是可以完成的。

水利人心中的大师和楷模

哥是2006年9月30日中午突然去世的。 丧事定于10月4日，哥的女儿从美国回来后办理。嫂嫂本打算一切从简，是结构所的同事们坚持要安排向遗体告别仪式。由于哥是突然去世的，又恰逢“十一”黄金周，人们忙于外出度假，很多同志不知哥去世，估计参加告别仪式的同志不会很多。

    10月4日上午8时，我们家属来到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灵堂时，没料到已有许多哥的生前好友、同事早已来到。水科院的同志把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 ，哥被安放在苍松翠柏和鲜花之中。灵堂周围已放满了单位、领导、同事和亲友们送的花圈。不少花圈的挽联上，有对哥一生的简短评价。例如，原水科院张泽祯院长的挽联上写着：“处逆境，冷对厄运，不失为英雄本色。逢盛世，意气风发，铸造就博学伟业”。

北京以外的不少单位闻讯后也纷纷发来唁电、唁函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来向哥告别的同志有200多人，除了哥的生前好友外，水科院新老领、工程院院士等也来吊唁。 来唁电的单位有20多个。电文中表达了水利界同人从内心表示对哥的去世的挽惜之情，对哥一生的贡献和崇高品德的肯定。人们称他为：“水工建设的巨匠”；“一代大师”；“为中国的水利事业呕心沥血、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，树立了水利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”等等。

哥虽然离我们而去，但他为水利事业做出的贡献和他的精神永存！“学高为师，德高为范”。他不仅活在我们心中，也永远活在水利人们的心中！ 

作者简介：张有芷 原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